随着我国近视率持续攀升，近视手术已成为千万人摆脱眼镜依赖的重要选择。其是否真正普及到公立医院体系，不仅关乎医疗资源分布，更折射出政策定位、技术准入与民生需求的深层互动。
一、公立医疗体系的接纳与政策定位
公立医院在近视手术领域的角色历经了从观望到有限参与的转变。近年来，层面政策如上海市《推进眼健康行动计划（2023-2025）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聚焦屈光不正等重点眼病”，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加强眼科建设，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这标志着近视矫正已被纳入公立医疗服务的战略框架。
政策落地仍存现实矛盾。尽管技术指导文件鼓励公立医院提升眼科能力，但多数公立机构因资源倾斜于基础医疗和急重症治疗，近视手术常被归类为“非必需医疗项目”。例如，无锡市医保局明确指出，近视手术属于“美容性质的自费项目”，医保不予报销。公立医院虽具备开展能力，但受限于资源配置与政策定位，服务覆盖范围有限。
二、技术准入与专业资源分布
从技术层面看，公立医院在设备与人才储备上具备显著优势。以上海、北京等地三甲医院为例，其眼科已普遍配备全飞秒激光（如德国蔡司系统）、准分子激光等先进设备，且主刀医生需通过认证资质。部分医院如华西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还承担着技术攻关任务，主导角膜塑形镜、个性化屈光手术等临床研究。
但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公立医院常面临设备更新滞后、专家短缺问题。相比之下，民营眼科集团（如爱尔眼科）通过“1+8+N”模式快速扩张，在多地建立专科中心，反超基层公立医院的覆盖能力。这种分化导致患者流向分化：复杂病例集中于公立医院，常规手术则向民营机构倾斜。
三、医保政策与经济因素的制约
医保缺位是普及受阻的核心瓶颈之一。医保目录明确规定，屈光手术属于“非疾病治疗项目”，各地政策亦延续此标准。例如无锡、上海等城市均未将其纳入报销范围，仅允许部分术前检查或药品使用医保支付[。这一分类源于近视手术的“可选择性”——眼镜或隐形眼镜被视为替代方案，手术非生存必需。
补贴政策部分缓解了经济压力，但依赖非医保路径。针对学生、军人等群体，教育部“明眸工程”提供单眼高3000元补贴，多地也推出地方性资助（如深圳户籍学生5000元）。此类补贴多通过教育部门或医院专项申请，公立医院仍需患者承担主要费用，客观上削弱了其价格竞争力。
四、公立与民营机构的差异化发展格局
公立医院在复杂病例处理上更具公信力。例如，上海五官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机构凭借多学科协作优势，优先承接高度近视合并眼底病变、角膜过薄等高风险手术。其科研与教学职能也推动技术标准化，如《COOC临床指南》对手术适应症的界定已成为行业规范。
民营机构则主导市场化服务。以爱尔眼科为例，其“四级连锁模式”快速覆盖881家机构，主打服务与灵活定价（如济南华视眼科全飞秒手术8800元起）[。通过与企业合作（如华为员工子女补贴）、商业保险（平安“视力险”）等创新支付方式，降低患者门槛。这种分工使公立医院聚焦技术高地，而民营机构填补普惠型需求。
五、未来趋势：政策松绑与技术普惠
医保政策或有条件调整。随着近视防控上升为战略（如青少年近视率纳入考核），部分专家呼吁将高度近视引发的并发症治疗（如视网膜脱落）纳入医保，并探索“基础术式+个性化附加服务”的分层报销模式。浙江、四川等地已试点将术后用药、复查纳入医保支付，释放政策松动信号。
技术下沉将推动基层普及。2025年COOC会议提出“智能化验配系统”赋能基层医疗，如“童享小助手”平台辅助县级医生制定手术方案。结合公立医院牵头组建眼科医联体（如上海眼健康网络），设备共享与远程会诊有望缩小城乡技术鸿沟，逐步实现“筛查-手术-随访”的公立网络闭环。
近视手术在公立医院的普及，本质是医疗资源“基础性”与“改善性”服务平衡的命题。当前，公立体系通过技术攻坚和复杂病例管理确立专业，而普及瓶颈则受限于医保政策定位与资源分配不均。未来，政策需进一步区分“矫正”与“治疗”的边界，探索专项补贴与医保衔接机制；推动公立-民营协作，将标准化技术向基层扩散。唯有如此，清晰视界才能从“可选项”真正转化为“可及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