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室灯光彻夜长明，候诊大厅人满为患——这已成为上海多家知名医院眼科门诊的常态景象。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上海市人民医院等机构门诊量持续高位运行，一线医生排班表上名字密集排列，午休、超时工作近乎惯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专科强院，预约号源开放即“秒罄”的状况屡见不鲜。根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2023年底公布的新数据，眼科门诊总量较疫情前三年均值增长近35，其中儿童青少年近视及相关眼病就诊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份份密集的门诊排班表，清晰勾勒出当前眼科医疗资源承受的超负荷压力，其背后是庞大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用眼健康需求。
诊量激增背后
眼科门诊量井喷式增长，首要驱动力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日益严峻且低龄化显著。卫健委新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仍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小学阶段近视率已突破50。上海作为教育高地与信息化前沿，儿童近距离用眼强度和时间持续攀升，近视防控压力巨大，庞大的复诊、配镜、控制干预需求直接涌向医院眼科。
人口深度老龄化对眼健康服务提出了刚性且持续增长的需求。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等年龄相关性眼病发病率随年龄增长急剧上升。上海作为全国老龄化程度高的城市之一（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超36），相关眼病的筛查、诊断、治疗及术后随访需求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中山医院眼科教授指出：“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眼病诊疗需求是刚性的、长期的，且治疗手段和健康期望的提升，进一步推高了门诊量。”
人才结构困境
在需求激增的优质眼科医生资源，特别是高层次、经验丰富的专家资源增长相对滞后。以上海部分医院为例，虽然整体医生数量在增加，但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独立处理复杂疑难病例的骨干医师比例提升缓慢。瑞金医院眼科主任曾公开表示，该院能够独立承担复杂眼底手术的医生比例不足20，与快速增长的手术需求形成尖锐矛盾。
人才结构性短缺在儿童眼视光领域尤为突出。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指出，能系统开展儿童近视综合防控（包括角膜塑形镜验配、离焦镜片指导、视觉训练、行为干预等）的视光医师或具备视光背景的眼科医生极度紧缺。儿童近视患者的激增，使得这部分专业人才短板暴露无遗，大量基础近视防控工作不得不积压在有限的眼科医生身上，加剧了门诊拥堵。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眼科主任对此深有体会：“一个合格的儿童视光医师培养周期长，目前数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许多本可由视光师处理的常规复查和干预指导，都压到了专科医生身上。”
流程再造空间
当前就医流程中，大量基础性、常规性工作没有实现有效下沉分流。例如简单的视力复查、常规的框架眼镜验光、稳定期青光眼的眼压监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常规眼底照相评估等，本可以有效分流到社区或专业视光中心完成。但现阶段分级诊疗体系在眼科领域运转尚不成熟，基层医疗机构设备、人员资质及患者信任度均有待提升，导致大量“简单需求”仍涌向三甲医院，占据了宝贵的专家资源。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一份评估报告指出：“上海三级医院眼科门诊中，约有30-40的诊疗需求理论上可在基层解决。”
现有处方权限制度限制了专业视光师作用的发挥。在香港、欧美等地，具备资质的视光师拥有独立的屈光检查、处方权及部分眼病初步筛查转诊权。反观上海，视光师无法独立开具眼镜或角膜接触镜处方，许多本可由视光师完成的验光配镜及初级筛查工作，必须由持有医师执照的眼科医生签字确认，客观上造成了医生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流程阻塞。一位不愿具名的市级医院管理者坦言：“释放视光师的合理执业权限，对分流基础眼视光患者、提升整体服务效率具有关键意义。”
眼科门诊的“爆满”名单，如同一枚清晰的社会健康信号弹，深刻揭示了庞大眼健康需求与有限优质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近视低龄化流行趋势、人口深度老龄化刚性需求、高层次眼科医生结构性短缺、基层服务能力尚未充分激活，以及医疗流程和管理制度中亟待优化的环节。
缓解“爆满”，亟需系统性应对策略：进一步夯实基层社区眼健康服务能力，推广有效分级诊疗；探索赋予符合资质的视光师更合理的执业权限，释放专业潜力；加速拥抱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互联网医院远程复诊、大数据精准预约等智慧医疗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眼健康是国民健康不可或缺的基石。唯有通过制度创新、资源下沉、技术赋能三轨并行，构建更为、公平、可及的全民眼健康服务体系，才能让诊室门前的长龙真正缩短，让每一双眼睛都能获得及时、优质的守护。这不仅关乎当下民生痛点，更是“健康中国”战略在视觉健康维度的关键实践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