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医院眼科诊室的门，一个现象清晰可见：候诊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佩戴眼镜或自述视力模糊的患者占了绝大多数。统计数据显示，近视患者占比门诊量普遍高达60-70以上，在青少年门诊中甚至可超80。这不仅是一个临床现象，更像一块棱镜，折射出我国视力健康的深层挑战与公共卫生需求。
一、临床现状：居高不下的占比
医院眼科门诊俨然成为近视防控的“主战场”。大量流行病学调查与医院运营报告一致指出，近视相关诊疗（包括验光配镜、视力检查、防控干预及并发症处理）构成了日常门诊量的主体，普遍占比在六成至七成区间。在北京同仁医院、上海五官科医院等知名眼科中心，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这种高占比并非孤立现象，它与全国乃至全球近视患病率的迅猛攀升紧密呼应。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警示，到2050年，全球近视人口可能达到47.58亿，占总人口的一半。我国形势尤为严峻，《中国眼健康白皮书》等资料揭示，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已超50，高中生近视率更是惊人地突破80。医院门诊数据正是这一庞大患病基数在医疗服务端的直接映射与集中体现。
二、成因探析：多因素交织助推
近视人群在医院眼科占据如此高比例，其背后是遗传与环境因素复杂的交互作用。科学研究已明确证明，近视具有显著的遗传倾向。父母双方近视，尤其高度近视，子女患病风险显著增加。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已识别出数百个与近视发生相关的易感基因位点。
环境因素，尤其是近距离用眼负荷的剧增和户外活动时间的锐减，被公认为驱动近视率飙升的“加速器”。教育竞争压力导致学业负担加重，电子产品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儿童青少年长时间、高强度近距离用眼成为常态。与此户外自然光线暴露的显著不足，剥夺了阳光刺激视网膜多巴胺分泌这一关键的近视抑制通路。中山眼科中心何明光教授团队的研究强调，“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是当前经济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之一”，现实情况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三、年龄特征：儿童青少年成焦点
医院眼科近视人群呈现鲜明的低龄化趋势。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构成了近视就诊群体的核心。教育部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令人警醒：小学生近视率超过36，初中生约为71.6，高中生则飙升至81。这预示着一代人的视力健康正面临严峻挑战。
更值得忧虑的是，近视发病年龄越小，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600度）的风险呈指数级增长。高度近视绝非仅仅是眼镜片更厚，它极大地提升了视网膜脱离、黄斑变性、青光眼等致盲性眼病的终身风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赵明威教授指出：“早期识别和积极干预学龄期近视，阻断其向高度近视发展，是近视防控的重中之重，意义远超于简单的视力矫正。”大量处于视力发育关键期和近视进展活跃期的儿童青少年涌入医院眼科，寻求专业评估与干预。
四、社会影响：负担深远的挑战
医院眼科近视人群的高占比，深刻揭示了近视问题已超越个体健康范畴，成为一项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首要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公共卫生支出与家庭经济压力。从基础的框架眼镜、隐形眼镜，到近视防控产品（如角膜塑形镜、离焦镜片）及定期复查费用，再到高度近视并发症的治疗开销，累计成本极其可观。眼科视光服务的需求激增也对医疗资源分配提出了严峻挑战。
高度近视对个人发展与社会人力资本构成潜在限制。诸多对视力有严格要求的专业领域（如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国防、部分运动项目）向高度近视者关闭了大门。近视相关视觉疲劳还可能显著影响学习效率和工作生产力。同仁医院眼科魏文斌教授团队曾评估指出，高度近视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远超想象，涉及医疗成本、生产力损失及特殊教育需求等多个维度。
医院眼科门诊中庞大且持续增长的近视人群，犹如一面清晰的镜子，映照出我国视力健康面临的严峻现实——近视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近视，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素质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其高占比是遗传易感性、高强度近距离用眼、户外活动匮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带来沉重的个体健康风险与社会经济负担。
正视这一现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警醒我们近视防控的紧迫性，指明资源投入的优先方向，并量化了不作为的潜在代价。未来亟需构建“社会-学校-医院-家庭”四位一体的综合防控网络：政策层面应强制保障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改善教学照明环境；医疗体系需提升基层筛查干预能力，推广规范诊疗路径；科研领域则应深入探索安全有效的防控新技术与精准化策略。 唯有通过持续、协同、科学的努力，才能有效遏制近视低龄化、高度化趋势，守护国民的清晰“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