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伯驾如何开创广州眼科医院传奇？

解释说明：美部会即美国早的海外宣教团体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Canton，1832—1851）是当时关于中国的重要刊物，伯驾的《伯驾广州行医记》在此连载。

引言

在医学的浩瀚长河中，有许多人物和事件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人类健康的前行道路。伯驾，这位美国来华医疗传教士，与广州眼科医院的故事，便是其中一段引人入胜且意义深远的篇章。他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在广州这片土地上播下了现代西医的种子，开创了中国现代西医的先河。广州眼科医院，作为他在中国医疗事业的重要载体，历经岁月的洗礼，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也见证了中国西医发展的百年历程。本文将深入探寻伯驾的生平事迹以及广州眼科医院的发展变迁，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深远影响。

伯驾的生平与来华背景

1804年，伯驾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弗兰明罕。早在1820年4月15日，16岁的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后，便立下了成为宣教士到异邦传福音的志向。这种宗教信仰的驱动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的重要指引。1827年，伯驾考入阿默斯特学院，随后在1830年进入耶鲁大学深造。1831年4月，“美部会”宣教士安路福在耶鲁校园主领福音聚会，这一契机促成了伯驾坚定地献身成为宣教士的决定。他向美部会提出申请并获得接纳后，重回耶鲁接受神学和医学的双重训练。

当时的美国，海外传教活动逐渐兴起，许多传教士怀揣着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西方文明的使命奔赴世界各地。同时，西方医学在19世纪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为传教士们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来接近和帮助当地民众。在这样的背景下，1834年，伯驾从耶鲁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被派往中国传教。他带着宗教热情和医学知识，踏上了遥远的东方之旅，开启了在中国的医疗传教生涯。

伯驾创办广州眼科医院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了眼科医局，这一举措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西医的开端。当时的中国，传统医学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医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伯驾选择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一方面是因为眼科疾病在当时较为常见，且西医在眼科治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州作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人员流动频繁，便于他开展医疗和传教工作。

眼科医局初可能规模较小，但伯驾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善良的品德，逐渐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信任。他免费为华人治疗眼疾，吸引了众多患者前来就医。许多原本饱受眼疾折磨的患者，在伯驾的治疗下重见光明，这使得眼科医局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伯驾在行医过程中，还注重培养当地的助手和学生，传授西方医学知识和技术，为中国培养了早期的西医人才。

1838年，伯驾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道会，并担任副会长一职。这一组织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同年，他还在澳门开设了眼科医院，继续扩大他的医疗事业版图。在澳门的眼科医院，他同样为当地的华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救治了大量患者，在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伯驾与林则徐的交集

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伯驾曾为林则徐治疗疝气病。林则徐作为当时清政府的重要官员，积极开展禁烟运动，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民族英雄。伯驾为林则徐治病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他的医术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也反映了当时中西交流的一个侧面。

从林则徐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位具有开放思想和务实精神的官员。在面对自己的疾病时，他愿意尝试西医的治疗方法，这显示出他对西方医学的接纳和包容态度。而对于伯驾来说，为林则徐治病是一个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机会。通过这次治疗，他的医术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医学。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医学在中国上层社会的认知和接受。

伯驾在外交方面的活动

除了医疗和传教工作，伯驾在外交领域也有一定的参与。1844年，他担任美国特使助手，参与了《望厦条约》的谈判。《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签订的个不平等条约，它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伯驾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为美国的外交利益服务。

1855年，伯驾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在这一职位上，他表现出了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他曾鼓动侵占中国台湾，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试图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这些行为反映了伯驾作为美国外交官的立场和当时美国对华的侵略政策。虽然他在医疗和传教方面有一定的贡献，但他在外交上的这些活动也给中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广州眼科医院的发展与变迁

伯驾创办的眼科医局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初，它名为仁济医院，1865年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如今医院西边的马路就名为仁济路，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医院早期的名称和历史渊源。1866年，博济医院成立医学堂，这是中国早设立的西医学堂。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系统的西医教育机构，为培养本土西医人才奠定了基础。

1879年，博济医院的医学堂更名为南华医学堂，这也是今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这一名称的变更，反映了医院在医学教育方面的不断发展和进步。1886年，孙中山入学博济医学堂。孙中山在这里接受了西方医学的教育，这段经历对他的思想和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不仅学到了医学知识，还接触到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为他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30年，博济医院并入岭南大学。这一举措使得医院能够整合更多的资源，进一步提升医疗和教学水平。1985年，医院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2010年3月30日，更名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如今，该医院共有北院区、南院区、深汕院区三个院区组成，现有职工5700人，正高职称246人，副高职称421人，科学院院士1人，拥有国级重点学科7个，国级临床重点专科15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26个，在全国医院综合排行榜排名第64名。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历史渊源也早可追溯到1835年由伯驾创办的眼科医局。它是公立三甲医院，具有众多特色专科，如白内障专科、角膜病专科、葡萄膜炎、青光眼专科、眼底外科、眼底内科、眼外伤神经眼科、小儿遗传眼科等。日门诊量达1100，床位数321。该中心在眼科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24年10月28日，自然指数更新全球新年度排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在全球所有以眼科命名的机构和单位中，在健康科学和生命科学两大领域，位列世界。

《伯驾广州行医记》的价值

《伯驾广州行医记》是美国谴华传教士医生伯驾博士撰写的关于广州眼科医院的15份季度报告，连载于1835年2月至1849年《中国丛报》。这部著作具有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它揭秘了19世纪上半叶广州外国人行医和广州早期医院的模样，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医疗状况和社会背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书中记录了伯驾在华行医的事迹与案例，这些具体的医疗记录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情况。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广州当地的民风民俗，因为患者的来源、病情特点等都与当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于当今读者来说，《伯驾广州行医记》为了解近代西医引介中国和在华外国人广州行医及其广州医院医疗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稀缺史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

广州眼科医院的现代发展与成就

如今的广州眼科医院，依托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不断的创新发展，在眼科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为例，其在科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的科研团队。中心在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等眼科常见疾病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和技术。

在临床治疗方面，广州眼科医院拥有一批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医生。他们擅长各种眼科手术和治疗方法，如白内障超声乳化治疗、眼后节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诊治手术、小儿斜弱视的治疗与手术等。医院还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全飞秒激光手术设备、半飞秒激光手术设备等，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安全、有效的治疗。

在人才培养方面，广州眼科医院继承了博济医院医学堂的优良传统，注重培养高素质的眼科专业人才。通过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项目，为中国的眼科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结论

伯驾与广州眼科医院的故事，是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伯驾作为美国来华医疗传教士，他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医学的火种。他创办的广州眼科医院，历经百年发展，从初的眼科医局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现代化医院和医学教育机构。

从积极方面来看，伯驾在医疗和传教过程中，为中国患者带来了先进的西医治疗方法，救治了大量的患者。他成立的中华医药传道会推动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早期的西医人才。广州眼科医院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的眼科医疗水平，也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伯驾广州行医记》等著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医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伯驾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行为，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提出扩张性的要求，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既要肯定他们的贡献，也要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局限性。

展望未来，广州眼科医院等相关医疗机构应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加强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同时，要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借鉴先进经验，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眼科事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应该从伯驾与广州眼科医院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推动中国医学事业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