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剖学角度，近视主要涉及眼球屈光系统的异常，包括角膜曲率过陡或眼轴过长导致光线聚焦于视网膜前方，属于屈光不正范畴。而眼底病特指眼球后节结构的病变，涵盖视网膜、脉络膜、视神经及玻璃体等组织的病理改变。二者的起源部位和病理机制存在本质区别。
临床诊断分类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差异。根据《眼底病临床诊疗指南》，眼底病被明确划分为视网膜血管病、黄斑疾病、炎症性疾病等八大类别，其中近视仅作为某些眼底病变（如高度近视性黄斑病变）的风险因素被提及，而非独立的眼底疾病。疾病分类（ICD）体系中，近视（H52.1）与视网膜脱离（H33）、糖尿病视网膜病变（E10.3）等眼底疾病分属不同编码类别，进一步说明其在医学分类中的独立性。
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风险
当近视进展度阶段（通常指等效球镜≤-6.00D或眼轴>26mm），其病理改变将显著累及眼底结构。轴性近视的眼球过度伸长会机械性牵拉视网膜、脉络膜和巩膜，导致后巩膜葡萄肿形成——这是病理性近视的核心特征。研究显示，后巩膜葡萄肿的发生率在高度近视人群中高达80，它使视网膜脉络膜组织持续承受张力，引发进行性变薄和萎缩。
这种机械张力将诱发多种威胁视力的眼底并发症。包括：1）黄斑区漆裂纹（Bruch膜破裂），发生率约4-8；2）脉络膜新生血管（CNV），约5-10的高度近视患者会出现，表现为突发视力下降伴黄斑出血；3）近视性牵引性黄斑病变，由玻璃体视网膜界面异常牵拉导致；4）周边视网膜变性或裂孔，增加视网膜脱离风险。流行病学数据表明，高度近视人群的视网膜脱离风险比正常人高10倍以上。这些并发症已被纳入META-PM分类系统，定义为“近视性黄斑病变”，属于眼底病的重要亚型。
临床诊疗中的交叉管理
在常规近视诊疗中，医院眼科通常聚焦于屈光矫正。针对儿童及青少年低中度近视，主要干预手段包括光学矫正（框架镜、角膜塑形镜）及药物控制（低浓度阿托品），同时配合用眼行为指导。此阶段眼底检查并非必选项，除非存在视力进展异常或遗传性眼病风险。
高度近视患者则需系统性眼底监测。根据《眼底病临床诊疗指南》，此类人群应每年接受散瞳眼底检查，重点评估：1）视盘周围萎缩弧范围；2）黄斑区漆裂纹或出血；3）周边视网膜格子样变性。检查技术包括超广角眼底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等，其中OCT可精准测量视网膜脉络膜厚度，捕捉早期萎缩灶。若发现并发症需跨亚专科协作：如抗VEGF药物注射治疗脉络膜新生血管，玻璃体切除术解决黄斑裂孔或视网膜脱离。研究表明，抗VEGF治疗可使70的近视性CNV患者视力稳定或提升。
分类与循证依据
近视研究所（IMI）在分类报告中强调：近视的本质是屈光状态异常（等效球镜≤-0.50D），而眼底病变是其继发性损害。报告明确提出“轴性近视”与“屈光性近视”的区分，其中轴性增长是眼底并发症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分类得到生物测量数据的支持：眼轴每增加1mm，近视度数约增加2.5-3.0D，同时视网膜脉络膜变薄风险上升30。
病理性近视（PM）的诊断标准进一步凸显眼底病变的核心地位。根据META-PM共识，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属PM：1）存在后巩膜葡萄肿；2）OCT证实弥漫性脉络膜视网膜萎缩（≥META-PM分类2级）；3）出现漆裂纹、CNV等附加病变。此定义已被WHO眼健康指标监测体系采纳，要求各国将PM并发症纳入致盲性眼病统计范畴。
预防与跨学科协作
预防的核心在于控制近视进展。卫健委《“十四五”眼健康规划》要求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口前移，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负荷等措施，降低高度近视发病率。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年，0-6岁儿童眼保健覆盖率需达90以上，有效减少高度近视致盲。对已形成高度近视的患者，则需建立终身随访体系。推荐每6-12个月进行眼底筛查，重点人群包括：1）眼轴>26.5mm；2）已有豹纹状眼底改变；3）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者。北京同仁医院研究显示，规律随访可使近视性视网膜病变致盲率降低60。
未来需突破跨学科协作瓶颈。探索屈光矫正与眼底病专科的整合诊疗模式，开发AI辅助的OCT影像分析系统实现早期病变预警，并通过基因治疗研究靶向抑制巩膜重塑，从源头阻断眼底并发症进展。
近视眼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眼底病，但由其引发的高度近视及相关眼底并发症已成为不可忽视的致盲因素。这种关联警示我们：近视管理需超越单纯的屈光矫正，转向终身性眼健康监护体系。随着病理性近视发病机制的进一步阐明，未来治疗将更聚焦于眼底保护——从控制屈光度转向守护视网膜脉络膜微结构，终实现“不仅看得清，更要看得久”的视觉健康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