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在药店货架上搜寻各类药品，却鲜少能找到专门用于控制儿童近视进展的药物。当家长带着近视度数不断加深的孩子奔波于医院，只为获取一瓶医生推荐的滴眼液时，疑问悄然滋生：为何这些看似常规的“近视药”，如特定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无法像普通眼药水一样在药店自由购买？这一看似简单的“医院专供”现象背后，实际牵涉着一系列关乎儿童视力健康的深层考量和复杂权衡。
医疗必需与专业把关
儿童近视防控药物，特别是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其应用远非简单的“点药”行为。它属于系统性近视管理方案的关键一环，必须置于专业眼科诊疗框架内。医生在处方前需进行详尽的眼科检查，评估近视进展速度、排除其他可能导致视力下降的眼部疾患（如斜视、弱视、圆锥角膜或眼底病变）。并非所有近视儿童都适合使用这类药物，个体差异要求精准判断其适用性。
更重要的是，药物的使用效果和潜在副作用需要专业监控。知名的新加坡ATOM系列研究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POLA研究均表明，即使是低浓度阿托品，其长期效果（如反弹效应）和可能的副作用（畏光、调节麻痹、眼压波动等）都需要定期随访评估，并根据个体反应调整浓度或治疗方案。这种动态跟踪管理是确保疗效大化和风险小化的核心，只有在医疗机构体系中才能系统实现。
安全风险与滥用防范
集中管控于医院的核心驱动力在于规避重大的安全风险。儿童近视药本质上属于处方药范畴，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其生产、流通和使用有着严格的法规约束。这类药物的浓度选择至关重要：浓度过高可能导致明显的副作用（如持续性瞳孔散大、视近模糊），严重影响儿童学习和生活质量；浓度过低则可能效果不彰。若无专业指导，家长极易陷入浓度选择错误或自行调整用量的误区。
潜在滥用或误用风险不容忽视。曾有报道指出，在个别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短暂放开后，出现家长自行网购高浓度阿托品、或误将散瞳验光用的单次高浓度阿托品当作长期近视控制药物使用的情况，造成儿童不必要的眼部不适甚至安全隐患。医院严格的处方流程和药师的专业用药指导，构成了防止类似风险的关键闸门。
政策法规与责任界定
从法规层面审视，当前中国对儿童用药，特别是作用于发育关键期且需长期使用的药物，监管尤为审慎。儿童近视防控药物明确纳入处方药管理，其流通渠道依法受到严格限制。医疗机构凭借其完善的诊疗记录系统、专业的医护团队和处置不良反应的能力，是管理和追踪此类药物使用的理想责任主体。
明确的处方权归属和责任链条至关重要。医生基于诊断开出处方，药师审核调配并指导用药，医疗机构承担相应的管理和追溯责任。这种闭环管理能有效厘清各方权责，一旦发生用药问题，可迅速回溯诊疗过程和药品来源。若在药店随意销售，不仅违反现行法规，更将模糊责任边界，显著增加监管难度和用药安全的不确定性。
获取便利的现实困境
药品获取的便利性是众多家长的核心关切。反复带孩子往返医院挂号、就诊、开药，尤其对于需要长期用药控制近视进展的儿童家庭而言，确实是时间与经济成本的叠加负担，也占用了紧张的儿科和眼科医疗资源。
值得期待的是，在坚持医疗安全监管框架下，各方正积极探索更便捷的解决方案。部分地区的医院已在推行“长处方”政策，对病情稳定、需长期用药的儿童，经医生评估后一次可开具更长时间的用药量。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也在推动儿科分级诊疗建设，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在上级医院明确诊断和方案后承担复诊开药职能。更重要的是，规范发展的互联网医院平台正展现出潜力——在首诊于实体医院确定方案后，合规的线上复诊和处方流转服务（遵循《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要求），有望成为解决“后一公里”取药难问题的创新路径。
儿童近视药的“医院专供”模式，其核心并非人为设定门槛，而是基于儿童用药安全的高优先级考量而构筑的必要防线。专业诊疗的不可或缺性、用药安全的显著风险、法规赋予的责任体系，共同决定了这类特殊处方药必须在医疗机构的专业闭环内流转与管理。尽管这对部分家庭的便捷性构成挑战，但其内在逻辑在于确保近视防控的科学性、安全性与个体化。
解决取药难问题，其方向不应是降低安全标准盲目开放销售，而应着力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广分级诊疗、善用合规的互联网医疗工具，在安全底线之上积极探索更、更人性化的药品供应与随访管理模式。让科学精准的近视防控方案既能安全护航孩子的视力健康，又能大限度地减轻家庭的负担，这才是政策制定者、医疗机构与药品供应体系共同面临的课题与努力方向。
